原标题："“猪道人”的悲剧"关于文章分享。 - 素材来源网络 编辑:kaka001。
出家人戒杀生，不吃荤，可陕西的华山寺中却养了一只猪。没人知道它是哪一天出生、从哪儿过来的，只知道它已经很老很老，连遍身的猪毛也脱落得差不多了。与庙里的和尚们一样，这猪也不吃荤腥，不吃不干净的食物，更令人惊异的是，每当听到诵经声，它还连连磕头，两只前肘并做出顶礼膜拜的姿态，因此，寺里的和尚们都亲切地称它“猪道人”。
终于有一天，猪道人因又老又病，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，看样子捱不了几天了。华山寺的住持僧法名湛一，是一个有道高僧，他即将外出讲法，就将徒弟们都召集过来，嘱咐说：“猪道人如果死了，你们一定要碎碎切割，将它的肉分送给住在寺庙前后左右的邻居们吃。”徒弟们虽然口头上答应了，心中却认为湛一长老的这种做法很不恰当。猪道人死后，大家一商量，就悄悄地将它掩埋了。几天之后，湛一回来了，问起如何处置猪道人的，徒弟们如实相告，并解释说：“佛法戒杀，何况猪道人素有礼佛之心，我们实在不忍心将其零剁碎割，已经将它埋葬了。”湛一大吃一惊，急忙让徒弟们将他带到埋葬之处，一边用手杖击地，一边哭泣着说：“是我辜负了你！是我辜负你了！”徒弟们惊问缘由，湛一才长叹一声，缓缓地说：“本来天机不能泄漏，不过既然事已如此，说出来也不打紧了。三十年后，某村有个清廉而地位颇高的官员将被无辜地处以磔刑，就是这只猪的后身啊！猪道人的前身是一位地方官，因为有负心事，自知难逃恶劫，在神灵前忏悔祈拜求告，得以托身为猪，以求超度。我知道这层因果，便决意用刀解法加以化解，希望能帮助其逃过日后那场劫难，不料却被你们这些平庸之辈给耽误了！咳，或许，这本来就是一场无法挽回的劫数啊！”
其时是明朝万历年间，经过光启七年，又到了崇祯年间，果不其然：某村有个翰林学士，名叫郑鄤（màn），是东林党中的一员，品行一向正直端庄，却被他的舅舅吴某诬陷为“杖母”，结果被凌迟处死，普天之下都为他的冤案而痛惜。其时湛一长老已经圆寂了，华山寺的和尚们，都对他的洞察与预见深为佩服。
上述记载见于清人袁枚的《子不语》。袁枚是著名的文学家，《子不语》多记述奇闻异事、奇人鬼怪等，而这篇“猪道人”，却绝非单纯的鬼怪故事，而是晚明那个悲剧时代中一场真实的悲剧。
郑鄤是常州人，生于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，于天启二年（1622）中了进士，因上疏弹劾魏忠贤等阉党，先被降职外调，后来又被免职。为免遭阉党毒手，他曾远遁江西、广东一带。直到天启帝朱由校死，崇祯帝朱由检登基，才回归故里。崇祯八年（1635）复被起用，八月入京，因批评内阁首辅温体仁，温体仁指使人诬陷郑鄤“杖母不孝”和“奸妹”，十一月，郑鄤被捕入狱，备受毒刑，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被凌迟处死，年仅46岁。袁枚编故事时有一处疏忽：哪怕“猪道人”死后毫不耽搁地立即转世投胎，到郑某被杀，也应是“四五十年后”，而不可能是“三十年后”的事哟。
郑鄤被杀一案，无论当时还是后世，都有不少记述与评论。著名学者、后因抗清失败被俘、不屈遇难的黄道周悲愤地说：“正直而遭显戮，文士而蒙恶声，古今无甚于此者。”（清·陆以湉《冷庐杂识》卷五）其实黄道周应该知道，十年之前，抗清名将袁崇焕，也是被崇祯帝凌迟处死的。不过袁崇焕文武全才，不仅仅是个“文士”罢了。当然，袁崇焕的冤案直到满清入关后若干年，才大白于天下，黄道周此前已经为国殉身了。即使是郑鄤死后，黄道周也因为当着皇帝的面，声称自己不如郑鄤，触怒了崇祯，差一点遭遇不测之祸。
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，在为郑鄤所作的墓志铭中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，郑鄤是受奸相温体仁诬蔑陷害。至于事情的经过，黄氏是这样叙述的：郑鄤的父亲郑振先眷恋一个妾，他的妻子吴氏忌妒心特别强，不能容忍。郑振先就带着小妾出走了，两口子一度还流落于寺庙之中。面对着家庭变故，郑鄤于无可奈何之中想出了一个主意：母亲笃信佛教，与某位尼姑的关系特别密切。郑鄤就找到那个尼姑，希望她用民间信仰的占卜方式——扶乩，来劝解母亲。尼姑答应了，就假托乩仙下凡，说是上帝勃然大怒，将要降祸于夫人了。吴氏吓得不轻，虔诚地表示愿意改过。就这样，郑振先才回到家中，一家人又和好如初。显然，那个爱妾也被郑父带回来了。郑振先也有宗教情怀，晚年并“舍宅为庵”，甚至自己也接受了佛家的“披剃”，斩掉了八千烦恼丝。至于后来，传说就多了：一说吴氏虐待婢女，郑鄤借乩仙之手杖责母亲；一说郑鄤“惑父披剃、迫父杖母”，即诱惑父亲剃发出家、逼迫父亲杖责母亲，等等。总之，一切都是郑鄤的错。更有甚者，有说郑鄤“奸妹”的，也有说郑鄤“奸媳”的，那个姓郑的，简直是无耻之极、无恶不作了！
那么，温体仁为什么要诬陷郑鄤，非要将其置于死地呢？
郑鄤为人正直，温体仁对他早年弹劾魏忠贤阉党久有所闻。崇祯八年被重新起用时，身为内阁首辅大臣的温体仁问：“你从南方来，听到南方人对于时政有些什么议论？”郑鄤答道：“人们都说：国家特别需要人才，却看不到朝廷使用人才。”温体仁听了当然不好受，就辩解说：“不是不使用人才，是当今天下没有人才、无才可用啊。”郑鄤却道：“使用人才，人才就会出现；不使用人才，人才就隐匿藏伏着。如今外敌入侵，内有民变，正是急需人才之际，倘若能像萧何识别韩信、宗泽识别岳飞那样，何愁不能安邦定国？”温体仁表面上向郑鄤谢罪：呵呵，不错不错，老夫确实做得很不够。暗中却想：这小子刚刚恢复官职、刚刚与我见面，就锋芒毕露，日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弹劾我，动摇我的宰相之位，我怎能容得下他！于是就一门心思地盘算着如何才能将他翦除掉。一个月后，温体仁就以“惑父披剃、迫父杖母”弹劾郑鄤，而且声称，这些话出自郑鄤的堂舅舅、大学士吴宗达之口。说巧也真巧，正是这一年，吴宗达已因年老多病而辞官家居，而且很快就去世了。崇祯帝呢，他因为信任温体仁，就不分青红皂白，立即将郑鄤关进监狱，严加审讯。到了崇祯十二年八月，郑振先、吴氏、吴宗达都早已去世，崇祯帝又不知为了什么事情“怒鄤甚，不俟左证”（《明史·奸臣传》），传旨将关了四年的郑鄤凌迟处死。
后来有人质疑：温体仁等人要诬陷郑鄤，为什么非要编造一个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“杖母”事件？须知，作为士大夫阶层，纵然不孝顺，也不至于丧心病狂到“杖母”的地步呀。后来，晚清一个藏书家萧穆，从前人记载的遗闻轶事中找到了一条史料，才恍然大悟地说：郑鄤杖母一案“虽无实情，而事出有因”，并将这“有因”编入了他的《敬孚类稿》中：某天夜间，吴氏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见有位“神人”对她说，你将会受到“官刑”。第二天，吴氏忧心忡忡地将这个梦告诉了儿子郑鄤。无论郑鄤怎样劝慰、解释，吴氏都不能释怀——只怕不知哪一天，梦境会变成现实。郑鄤无奈之中，忽然想了个法子，对母亲说：“孩儿也曾吃过朝廷的俸禄，因此也可以算个官员了。如果由孩儿设个公堂，做出审讯的模样，母亲则伏地接受杖责，梦境既已变成现实，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么？”吴氏大喜，依言而为。于是郑鄤装模作样地高座而“审”，又让一个婢女用鞭子轻轻责打了吴氏三下。偏偏这个时候，郑鄤的一个表哥——可能就是吴宗达的儿子吧，闯进来看见了这个场面，事情便传了出去。估计此事当时就给郑鄤带来不少麻烦，后来吴氏还“具牒述其始末”，即向官府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前后经过，替儿子辩白。可是，当温体仁再拿出此事做文章时，郑父郑母都已去世，有关自己父母的名声，郑鄤又不愿说得过多，诬陷者就更加有恃无恐了。
至于“奸媳”则更加荒唐：郑鄤有个好朋友韩不侠，他有个两岁的女儿，与郑鄤三岁的儿子结了娃娃亲。几年之后，韩不侠夫妇双双去世，郑鄤就将韩女接到家中抚养——从一般意义上来说，该是童养媳了。遗憾的是，一年多后，韩女才十一二岁，就因病夭折了。这样的诬陷，又是一个死无对证，却能令当事人说不清而道不明。数百年前，哪有什么“无罪推定”！
最后说说两个执政者——崇祯帝与温体仁。
崇祯帝虽有励精图治之心，亦堪称勤政廉政，却既无治国之谋，又无任人之术，加上他严苛、猜忌、多疑，刚愎自用，对大臣动辄怒斥、问罪、砍头、凌迟，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在位的十七年间，竟走马灯似地换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。唯独温体仁，能在这频繁的人事变动中稳居内阁首辅的要职达八年之久。正是这个温体仁，当政时培植私党，残害忠良，企图起用魏忠贤余党，为私怨将燃眉外患置之不理，为报复无所不用其极。虽然后来因反对者太多而被罢官，不久病死，可是千疮百孔的明末政局已再也无法收拾了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难怪《明史》的编撰者要将他与严嵩、阮大铖、马士英等一起，放进《奸臣传》了。
郑鄤遇难后四年多，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农历三月，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，忠奸不分的崇祯帝吊死于煤山。个人悲剧的累积，终于汇聚为明朝覆灭的历史大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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